NG体育青记独家丨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风险及其全球治理大数据时代，监视已经无处不在。监视不仅是一种，更是一种后现代数字社会的文化。近年来，西方国家连续加强境内外社交媒体监视，加剧了监控社会的危机。

　　在“社交媒体监视”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学者们已经长期注意到计算机对隐私和监视的影响，提出了诸如“液态监视”“电子监视”“数字监视”“横向监视”等概念。

　　社交媒体生成庞大、不断更新的公众在线档案，人们用它来与亲友、同事联系交流，表达公共意见和个人信仰。截至2022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已达47.4亿。社交媒体成为人类的居所，也成为一个“数字围场”（digital enclosure），即“一个互动领域，其中每个行动和交易都会产生关于自身的信息”[2]。这些信息对广告商具有巨大的价值，也对执法和情报机构越来越重要。

　　社交媒体监视（social media surveillance）被定义为“一种技术—社会过程，其中人类行动者利用监视技术来监测（monitoring）社交媒体上的人类活动”[3]。David Lyon认为，社交媒体对分享、可见性和曝光的勉励促使我们进一步进入“监视文化”，监视“已经内化并成为对事物本质和日常实践的日常反思的一部分”[4]。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使得监视从“少数观看多数”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转变为“多数观看多数”的“全方位敞视”（omniopticon）[5]。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面向全球用户，政府、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监视主体，运作机制包括话语先行、军工合作、点面结合、机器驱动、联盟共享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彼此呼应、相辅相成。

　　在企业监视上，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签订协议收集信息，并向政府、第三方等开放甚至出售数据，带来数据泄露风险。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被曝光，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被泄露给英国数据公司，后者用这些数据影响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

　　在政府监视上，西方国家政府广泛与部门合作，形成“监视工业复合体”[9]。全球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监控行业，其主体构成包括承包商、电信公司、IT企业和专业监控公司。2016年，“隐私国际”组织对全球528家监控公司进行分析，发觉这些公司绝大多数位于经济发达的武器出口大国，75%属于北约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以色列是公司总部所在地排名前五的国家。[10]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法律、行政指示等手段，促使社交媒体协助监视，如要求高科技公司在应用程序中设置“后门”；另一方面连续采购先进的监视软件。政府监视与企业监视的边界越来越模糊。2013年，爱德华·登曝光美国政府实施的全球项目“棱镜计划”，该项目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后门”进入Facebook、YouTube等9家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以色列NSO集团开发了功能强大的间谍软件“飞马”，而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政府秘密使用该公司的间谍软件。美国执法部门与监控产品开发商Geofeedia合作，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平台则向其开放用户数据访问权限。密歇根州警方使用Shadow Dragon公司推出的社交媒体监视软件。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使用Zignal Labs与Anomaly Six两家公司的服务监视俄罗斯军队，前者能监控社交媒体。

　　西方电话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重要人物，目的是猎取机密信息；而社交媒体监视以公开性信息为主，目的是跟踪特定目标的思想和行为动向，对象范畴更广、异质性更高。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内容包括两类：通信内容与元数据。元数据即数据的数据，它能精确揭示通信时间、地点、使用设备、参与者等。元数据披露的信息的细致程度相当于、甚至远高于可被识别的通信内容本身。[13]监控内容既包括帖子等公开性信息，也包括私信等受保护信息。Twitter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机构可以完全访问平台数据，包括用户私信。

　　社交媒体监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实现安全目标、企业精准营销以及个人在社交中更具主动性。然而，西方社交媒体监视覆盖全球，对政府监视行为严峻缺少监督和问责，非法监视造成了个人、社会及国内国际等层面的多重风险。

　　一是侵害公民隐私权和。非法或任意监控通信及搜集个人数据不仅侵犯公民隐私权，还影响公民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知情等权利。监视也使个风光临思想和行为受控的风险。政府监视可能捕获无辜的公民，使之遭受。2022年，联合国公布《数字时代的隐私权》报告，指出无处不在的监控正以多种方式威胁着和法治，隐私权在数字时代正被逐步削弱。[14]二是加剧边缘人群卑视。对于社交媒体监视，“人们担心执法部门可能过度关注有色人种、宗教少数群体和低收入社区”[15]。监视技术也容易受到算法偏差的影响。三是阻碍个人重塑自我。个人信息一旦被纳入监视数据库，将难以排除，过去的在线档案可能成为个人进展的绊脚石。

　　第一，促进公民自我审查。以打击恐惧主义之名执行的监视越来越多地延伸至一般公民身上，使之“从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机制演变为一种操纵工具”[16]。通过对不断流动的数据及数据主体的监测、收集与分类处理，当下社会某种程度上已进入德勒兹所称的“操纵社会”。[17]其次，加剧社会不公。有评论指出，西方数字平台对社交媒体的监控、过度的数据收集和披露会对黑人造成深远的不公平后果。[18]同时，“监控资本主义”连续扩散，让大型公司掌握数据和权力。“监控资本主义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强化社会阶级、加重社会排斥、夺取个体权利，还有掠夺对你我来说都极为隐私的个人生活资讯。”[19]最后，降低社会凝聚力。在信任极度缺乏的社会里，将出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NG体育·(南宫)官方网站。

　　一方面，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给各国带来了风险。监视他国民众有利于操控。2010—2011年，北非、中东爆发“颜色”，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体成为民众串联沟通的重要工具，多方证据显示有国外势力推波助澜。西方社交媒体监视不仅针对境内平台，也针对境外平台。另一方面，西方社交媒体监视也危害其自身。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一定程度上影响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等重大事件。登事件、美国通过丹麦监视欧洲等事件表明，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也处在泄露的阴影下。西方国家监视一般公众的做法也引发其国内批判。“隐私权问题”网站刊文称美国的监控在打击恐惧主义方面收效甚微，一般公民反而变成了嫌疑人，“今天美国人生活在一个遍布监控的国家”[20]。

　　各国媒体、民间团体应加大对政府、企业社交媒体监视及监控行业的披露，增大透明度，形成公共监督和压力。当前，已有一些组织和网站连续跟踪监督政府、企业的监视活动和全球监控行业。民间团体还能通过法律武器主张权利。2021年，爱尔兰数字权利组织即起诉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

　　西方国家政府同时承担着监管企业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双重责任。第一，政府应通过法律，限制企业收集、猎取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加强对社交媒体和第三方公司的管控，防范社交媒体数据泄露风险。其次NG体育·(南宫)官方网站，加强对社交媒体守门人的反垄断治理。如今NG体育·(南宫)官方网站，西方政策辩论倾向于将竞争政策视作数字治理的主导性政策方法框架，目的在于打破垄断、扩大用户挑选。[22]再次，政策应支持用户治理甚至删除其数字存在的权利。最后，对于政府自身的监视活动，公共机构应每年公开报告其社交媒体监测活动，建立问责制。

　　在国际社会层面，应加强对监控行业和监控技术的治理。一是通过法律等手段加强监控技术进出口管制，防范监控技术滥用。二是制定监控行业标准，相关标准应充分考虑要求。联合国理事会、欧洲议会小组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应发挥规制和引导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竞争格局与中国进路研究”（批准号：18AXW008）阶段性成果】

　　[17]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4-206.

　　[22]史安斌，俞雅芸.“技术后冲”时代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趋势与路径：基于五大主题的文献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03):17-26.

　　蔡雨婷,罗昕.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风险及其全球治理[J].青年记者,2023(21):94-97.